久末谋面的崔随根突然给我来了一个电话，说他新换了一个号码，我在心热之余亦感到某种惭愧。那个曾被我视为知己的兄长和书法导师那削瘦倔强的形象立马浮现在我面前。

      记得我们初次结识是在十多年前，那时他在西安唐代艺术博物馆上班，而我也混迹于报社，没事时就爱跑到他那里闲聊，间或也看他低头握刀为一些方家好友忙里偷闲地刻制印章，有人上门索字时就腾开办公桌面上的办公工具，铺上一条毡子就开始写，虽说那时他的声名已在外，但他似乎从来就不吝啬他价值千金的墨宝。他的这种质直好义，确实让圈内外的朋友感动，都竖大拇指头说他是个大老实人。但老实人从艺不老实，听说他的字画时常还飘洋过海被喜爱者小心奕奕地奉为至宝。

       不过后来因为各自工作太忙的缘故吧，我们的交往渐渐少了起来，偶尔一次因为号码本的丢失，我们之间的联系竟然完全中断了。其实号码本丢失这件事说出来确实让人感到某种托辞，毕竟大家同处一个城市，虽说天天碰面不容易，但若要诚心找到对方似乎也并不是件难事，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让我们同处一座城市而不得见呢？是因为彼此之间都没有混出人样，还是某种利益的驱动？为什么现在的人活得越来越没有一个人样？还是我们原本都把一些纯粹的友情庸俗化了？是不是在经济大潮的猛烈侵略下，是人的人活得越来越不像个人，不是人的人活得反倒像个人呢？人说政治家生来就是为了追逐权力，商人也以追求利润为终极目的，那么作为一介文人，是不是真的要过那种倨坐南窗傲王候的闲适生活呢？也许他散淡我也散淡，他无心四处交友我也讨厌那种见缝插针，兴许我们信奉的就是缘份，骨子里遵循的也是那种君子之交淡若水的心态，但这些形而上的东西有用吗？
                                                                                       作者:（杨朝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