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悲鸿是齐白石最特殊的朋友.在齐白石一生最为艰难困苦的年嗲，徐先生向他们伸出了友谊之手.
徐悲鸿从欧洲回国后,看到齐白石在绘画艺术上的追求与突破,力排众议,给予齐白石大力的赞誉和支持.他知道,他支持的不仅是齐白石这样一位杰出的画家,而是对明清以来画坛上一味模仿、不事创作而毫无生命力局面的一种抗争。
更重要的是，由于他们的友谊，所以在重大的人生转折关头，携手选择了正确的方向。
就在新中国诞生前夜，有些画家离开北平之时，徐悲鸿曾凑到听力逐渐减弱的齐白石耳旁，胸有成竹地说：：“民党已不行了，北平的解放只是个时间问题，至于走嘛，该走的，都走了，没走的，留下来迎接解放。”齐白石问徐悲鸿：“你走吗？你们家呢？”徐悲鸿语气坚定：“不但我们全家不走，北平艺专的许多先生也不走，等待解放。”
徐悲鸿对共产党的坚定信念，极大影响了齐白石，使齐白石不假思索地对劝他乘飞机离开北平的来人说：我们决定不走了！
随后，他果断派人到航空公司退掉了预订的机票。
1949年1月31日，北平到处和平解放的游行队伍。这时，刚过86岁生日的齐白石一直不住自己激动的心情，一连画了十几幅画，他笔下那振翅欲飞的蜜蜂，粗犷浓艳的牡丹、鸡冠花，仿佛是在欢呼雀跃。
由于新时代的到来，也使处于生命晚年的白石老人迎来了他生命中最辉煌的岁月。
北平解放后不久，一个姓周的湖南老乡因不知道齐白石的地址，把信寄给毛主席因此写信向齐白石致意。
1950年4月，毛泽东主席先是派他的秘书田家英驱车前往跨车胡同十五号看望白石老人，随后又邀请老人来到中南海丰泽圆与他共进晚餐，并且朱德总司令主席作陪。
此后，齐白石的绘画创作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期，虽然年近九十高龄，但他每天作画不辍，通过对花鸟、走兽、草虫等的描绘，表现了他对显示社会的爱憎立场与感情。
齐白石不仅成为中央美术学院的名誉教授，还当选为中国美术家协会第一界理事会主席。
1953年1月，中华全国美术家协会和中央美院在文化俱乐部为齐白石举行93岁寿辰庆祝会，周恩来总理在百忙之中来到了庆贺会场。
在94岁那年，也就是他去世前一年的1956年，白石老人获得了由世界和平理事会授予的国际和平奖金500万法郎，当时合人民币3.5万元。白石老人由此达到了他声誉的最高峰。
也就是在那那年里，和平鸽成为老人绘画的主要题材之一，这位来自湖南湘潭农村的老人在对比了再见和毕加索画的鸽子后自豪地说，我画的鸽子两只翅膀同时在动，所以它飞起来了。
1957年9月，一代宗师齐白石逝世，《美术》杂志刊登了题为《公祭人民画家齐白石》的纪念文章。
齐白石作为时代交替之时的绘画大师，对中国画的发展无疑有着重要的影响，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的周扬在一次集会讲话中曾说：
齐白石先生是中国人民卓越的艺术家，他在中国美术创作上有特殊的贡献。他的艺术继承了中国绘画的现实主义传统，发挥了“形神兼备”的特色。由于他出身劳动者，他的作品多取材于一般人民日常生活和接近的自然事物，具有健康、朴素的色彩。……
社会变革给艺术带来了新的选择。正如徐悲鸿在一副奔马图上的题字“山河百战民主”，大多数画家对新时代新社会抱有一种热情的赞许，对新生活充满一种美好的憧憬。
新社会结构无疑产生新的意识形态，一切诸如经济的、政治的、思想理论的、文学艺术的等等活动全都在为保卫和巩固新政权服务。这也是一种符合常规的现象。这一时期的国画家，也都在不同程度地思考传统国画如何表现新生活的问题。
北平解放后，徐悲鸿以极大的热情投入了与新中国建立相关的事务中，并在建国后主持中央美术学院的工作。1957年9月，这位旧国画改造的积极鼓吹者和实践者，现实主义绘画的旗手逝世了。
徐悲鸿，江苏宜兴人，少时刻苦学画，后留学法国。曾创作《九方皋》、《愚公移山》等寓有进步思想的历史画，他的作品能融合中西技法，自成面貌，尤以画马驰名中外。1949年，84岁的黄宾屸住在杭州西子湖畔的粞霞岭。宾屸老人面对着如画的湖山，画了许多西泠烟晓之类的作品。老人的作品这时候已经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其画画的名声也渐渐为人所知了。由于患上了白内障眼疾，宾屸老人就摸着纸信手画画，据说这些作品更有抽象之美，因为达到了他一生艺术探索的高峰。
比较之下，黄宾屸的中国画实践有其独特的难能可贵之处。在他身上，绘画已经是一种习惯，人生的一部分，实用的功利性可能已经不存在，他不是为了绘画而绘画，绘画的意义存在于其他更深层次的方面。与更多的中国画家所不同，黄宾虹具有一种不问世事的眼光，但自己又满怀自信，所以他的很多观点在当时看都是比较超前的，甚至有点怪异。他对印象派绘画的认识和西方的思路一致，这跟当时画家们的理解完全不同，也和留学归来的画家有所不同，他发现了东西方绘画的相似性。
黄宾虹对笔墨倾注了一生的心血，他充分体现了中国绘画“写”的特色。他的作品中体现了“浑厚华滋”和“内美”，是对清末民初花坛那种流风甚广的纤柔刻板画风的反驳。这也是直到今天中国画界仰慕他的主要原因。
1955年3月，黄宾虹在杭州逝世。
潘天寿是典型的中国画家，他提出的一切艺术见解，都没有超出传统观点的范围。
新中国成立之时，53岁的潘天寿像众多的艺术家一样，以欢快的心情来歌颂新生活，加之党和政府对民族传统文化的推崇，潘天寿也越来越被重视。1957年，潘天寿被任命为浙江美术学院院长，推选为全国美协副主席，浙江分会主席，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并被授予苏联艺术科学院名益院士。在此期间，他重新制定和推行新的教学计划，并因此延续了传统中国绘画的血脉。他创作了许多以雁荡山和乡野山画为题材的作品，使普通和真实的山水进入了新时代的画卷之中。
1966年，潘天寿七十寿辰，他自作诗云：“笔砚永朝朝，流离真岁岁，七十岁来何所得，古稀年始颂升平。”这位艺术家当时的心情是欢愉的。
潘天寿毕生强调传统艺术的优越性，重视艺术的民族风格。他坚持认为“民族花卉的发展，对培养民族独立、民族自尊的高尚观念是有着重要意义的”。他还清醒地提出“体现民族风格不等于同古人一样，有继续还有有发展”。
潘天寿给创新规定了两个标准：一是作品要有时代性‘二是画家要有自己的个性和风格。美学家王朝闻曾称潘天寿“是一个不平凡的哲学家”。
无独有偶，与潘天寿一样，画家傅抱石的学识he 素养是被人们广为称道的。这位靠着苦学和天才而登上花坛最高处的艺术家，同样对新时代有着特殊的情感。
50年代，傅抱石作为南京师大美术史系教授，以在课堂讲述美术史为基本工作，并勤于研究著作。当然，傅抱石与勤于作画和写生，创作了许多新作品。写生在这时候已经成为水墨画家最主要的创作方式之一。
在如何改造中国传统绘画的争论中，傅抱石没有开出如何“变”的良方，他没有很明确地主张借鉴西方画法，也不像潘天寿那样坚决捍卫民族的纯洁性。他分析了传统绘画的特点后认为：“中国画较西洋画实为静止，但此种静止，非否认运动，而为从运动而返的静止，反‘有’于‘无’的静止。”
傅抱石指出古人总结的“外师造化，中得心源”，就是通过画家的精神世界，象征地描绘自然对象，重在对象的“神似”，也是所谓内在的精神美。
傅抱石认为，中国画“淡而有味，湛而弥深，自视自照之美，高郎清澈而具深湛之力”。这种“隐”和“雅”之美是“中国民族精神的最大表白，也是中国哲学思想最亲切的某种样式”。
李可染是新中国成立后十多年内有成就的大画家之一。在此之前的1946年应徐悲鸿之邀，李可染道北平国立艺专任教，又经徐悲鸿介绍认识了齐白石。
齐白石极力称赞李可染的不凡才力，曾在李可染的作品上题句：“中国画后代高于古，在乾嘉之后有吴昌硕，缶庐以后高手如林，但能继缶庐者有李可染。”
建国后，李可染在中央美院中国画系任教。由于受新时代和新观念的影响，此时的李可染思想上发生了很大变化，他大力提倡深入生活，积极倡导写生。1954年，李可染、张仃、罗铭三人在北海公园举行写生画展，受到了齐白石、徐特立老人登的鼓励。他曾于1956年作行程万里的旅行写生，画了100多幅有新意的作品。
1957年，李可染与关良同访民主德国，在柏林艺术科学院举行画展；1959年，又在布拉格举办李可染画展，并出版《李可染画集》。
1958年，林风眠永远地离开了杭州，离开了他所创立的杭州国立艺专。是年，林风眠定居上海，从事艺术创作，他探索和尝试吸收西方的观念和方法，借以表现中国戏剧,创作了大量作品，其主要作品有国画《单刀赴会》、《霸王别姬》、《宇宙锋》、《南天灯》、《宝莲灯》等。
1959年，林风眠出席上海市第一届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并当选为第一届市政协委员会委员。
1956年，林风眠的法籍夫人及女儿移居巴西。从此，林风眠杜门谢客，远避是非，偶尔看戏和电影，与好友关良、傅雷等略有来往。
在这些寂寞孤独的岁月里，迎来了林风眠一生中作画最多，艺术上空前成就的时期。他画静物，画花鸟，画人物，画风景，研究印象派及近现代西方绘画。在整个50年代，林风眠未开过个人画展，也躲开了政治运动的干扰。
但是，在这期间林风眠还是响应上海市委号召，参加中国美术家协会上海分会组织的下乡老大锻炼，深入郊区川沙县严桥蔬菜生产队，住在一位农民家里，同他们一起生活，一起劳动。由于林风眠年龄大又有胃病，处处得到房东无微不至的关心和照顾，他和农民群众交上了知心朋友。即使劳动锻炼告一段落，返回市区，那段生活仍使他久久不能忘怀。于是，在夏天或冬季里，他还经常去探望他的房东。当时同去的有上海美术家协会副主席赖少其，副秘书长陈烟桥，油画家吴大羽、关良等。
1959年1月，已60岁的林风眠发表了题为《跨入一个新时代》的文章，文中以切身经历感慨地说：“如果一个美术工作者，仍然关在画室里脱离了生活，脱离了人民群众，那创作出来的东西，是没有什么用处的。”
次年，林风眠被推荐选为中国美术家协会上海分会副主席。
1961年春，林风眠随同上海中国画院一批山水花鸟画家走遍洞庭东山二十四湾，看到过不出粮食的东山长出了粮食，看到农村面貌的变化和自然美景，使他们的新作增添了生活气息和时代气息。
60年代初，政治环境相对宽松，林风眠的画展在北京、上海举办，并获得了很大的反响，但也因此招来一些攻击。文革开始好后，很多作品付之一炬。1968年，林风眠被上海市公安局关押，直到四年后因周恩来总理干预获释。
1979年9月，法国巴黎市市长希拉克亲自主持了在巴黎塞尔努西博物馆举行的《林风眠画展》。该展在四十天的展期里前来参观的人有年轻学生，也有白发苍苍的老人；有精通中文的汉学家、艺术批评家，有的是特地从瑞士和法国各地开车赶来参观的。
当年10月13日，先生被选为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四届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上海分会主席。1991年8月，林风眠在香港逝世，享年92岁。这一时期在中国画坛有影响的画家还有李苦禅。齐白石曾声称：“白石之后，笔墨就看苦禅了。”这是极高的评价。
李苦禅师齐白石前后达三十四年，深得老师在笔墨技艺运用上的奥妙。画坛曾有“南潘北李”的说法。
建国以后，李苦禅一直任中央美院教授，到文化大革命结束，李苦禅与几个老画家一样，声誉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这也是经过了时间的淘汰，才使为数不多的画坛高手逐渐显示初其深厚的功力。
叶浅予也是这一时期中国画坛颇具影响的人物。叶浅予自己说：“我这个漫画战线上的逃兵，抱着反映现实生活的心愿，投奔国画，想在国画上发挥我的艺术观，”
叶浅予在自己的作品中，拒绝了形式主义文人画的影响，并且不像一般国画家一样落到技术和形式的圈套里，他总是以独创的意识去指导实践。叶浅予是速写高手，大量的积累，使他练就了扎实的功夫，正如艾中信所说的：“在我国美术家中，很少有像他那样并未受过正式专业训练，而在造型上能达到如此中肯老到的。”
叶浅予以画舞台人物为主，尽量发挥笔墨长处以求形式的感染力，他创作了大量优秀的舞台人物作品，开创了一种富有生命力的画风。
在整个50年代，国画界最主要的事件之一，就是主持中央美院教学工作的江丰因主张取消中国画教学而遭受许多教授的抵制，其中就有李苦禅先生。李先生愤而用整张毛边纸写信给昔日有过一面之交的毛泽东主席。而江丰因其激进的主张在1958年的反右讽刺中被划成又派。
为防止中国传统绘画后继无人，在中央政府直接支持下，先后成立了北京画院、上海中国画院、江苏省国画院等，这无疑是对中国画人才和队伍的保护。
至于对国画的改造问题，这是新时代对就文艺改造的冲击波所致。这些主张因为来自有普遍指导意义的毛泽东思想，所以，都曾深深地触动过当时国画家们的艺术观念。
提出改造中国画的艺术家们如同“五四”时期的改革家的一样，清算了文人士大夫思想，呼吁艺术为多数人服务，崇尚写实精神，表现了“五四”精神的继续。
由于出自一种纯朴而又过于简单化的政治热情，实际上已经潜伏着忽视或否定艺术家的个性和思想的自由，忽视或否定题材、风格多样和审美功能多样性的倾向。
如果说50年代有关于中国画改造话题不同于30年前第一次提出的中国画改造话题，那应该是国家负责文化事业的领导人的表态产生了重要影响。1955年，周扬在中国美术家协会全国理事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既谈到了方向性问题，保证多样性和山水、花鸟画地位的问题，又谈到了“目前主要应当反对虚无主义倾向，同时在一些画家，特别是国画中间，也应反对保守主义倾向的问题”，爱美术界引起了强烈反响，也为中国画事业的初步繁荣提供了保证。
